程少为好大夫在线 https://wapyyk.39.net/doctor/694484.html冯友兰教授谈哲学我在联大八年，回忆起来，冯友兰先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教授。八年来，冯先生一直是文学院院长，他在联大作过多次讲演。年7月13日，他在昆中北院食堂讲《中国哲学的应用》，我在日记中有简单的记录，现在摘抄如下：如果小孩被石头绊倒，他就会发怒，大人却不会，因为小孩是用情感，大人是用理智。中国道家的哲学是“以理化情”。如死是最动情的，但理智上知道有生必有死，就不会动情了。话虽如此，实行起来却很难，只能做到有情而不为情所累。例如看见某甲打某乙，我们愤愤不平，但事后也就算了；如某甲打的是我，事后还是会愤愤不平的，这就是为情所累。应用哲学，就要学会“以理化情”，学会“无私”“忘我”，这样才能有情而不为情所累。爱因斯坦说过：“要使我们的理论尽可能简单。”冯先生就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并能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。重温六十多年前的讲演，觉得冯先生言犹在耳，但是实行起来并不容易。例如最近读到一篇文章，文中引用一些诬蔑不实之词，我读后就生气了。一想起冯先生要“不为情所累”的话，假如诬蔑的不是我，那我大约不会这么生气。于是我只写了一篇反批评，也就算了。这就是应用了冯先生所说的“以理化情”之法。年8月2日，冯先生又在昆中北院食堂讲《中和之道》。这次讲演更加重要，现在摘抄我日记中的记录如下：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，只吃一碗半，大家就说他“中”，其实要吃三碗才算“中”；“中”就是恰好的分量：四碗太多，两碗太少。“和”与“同”的分别是：“同”中无“异”，“和”中却有“异”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“和”。这就是“中和”原理。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“中”，由矛盾到统一是“和”。应用到个人修养方面：生理上吃饭、喝水、睡觉等得到恰好的分量，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；心理上各种欲望满足到恰好的分量，就是一个健全的人格。应用到社会方面：政治家、军人、教师等各种人要求权利不太过，要尽责任不太少，就是一个好的社会。应用到政治制度方面，民主政治最接近“中和”。我把“中和原理”应用到自己身上，感到得益不浅。我从前曾以为做事做到一半就是中庸，听了冯先生的讲演，我才明白“中和之道”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，有一分光发一分光。这对形成我的人生观颇有影响。就以翻译文学作品而论，如果一天能译一千字的文章，那译一千字就是得其“中”。一个字一个字翻译，这是量变，翻译到一千字成了文章，这是质变。所以从量变到质变是“中”。但是翻译和吃饭睡觉可能有矛盾，翻译一千字，饭也吃得饱，觉也睡得够，翻译、吃饭、睡觉都得其“中”，这是“和”。“和”是从矛盾到统一。这就是我在生活中实践的“中和原理”。应用到世界观上来，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尽可能为本国人民谋福利，这是“中”，如果世界各国都尽可能为本国人民谋福利而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，这是“和”。如果全世界能行“中和之道”，那就天下太平了。用孔子的话来说：“中和”是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“中”是主观上尽其在我，“和”是不超越客观规律。这就是冯先生的演讲对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的影响。年7月26日晚上，冯先生讲《青年对哲学的修养》。他首先批评题目说：“青年对哲学修养，中年和老年是已经修养够了呢，还是不够修养的资格呢？其实修养是不分年纪的，正如学数学不分年纪一样，这是普通一般人的误解。”接着他讲：逻辑是语经，是思想的规则。规则是人人应该遵守，实际也遵守，只是不能完全遵守的。一个不遵守道德规则的人守规则的时候总比不守规则的时候多，辩证法反对形式逻辑，后者说甲是甲，前者说甲是非甲，其实是甲包含非甲，甲可变成非甲。如果人人懂得逻辑，天下的争论可以减少一半。如古语说“知易行难”，孙中山先生说“行易知难”。其实，前者指道德方面，后者指技术方面，两者并不冲突。这就要有逻辑的修养。重温冯先生的讲话，觉得真是逻辑严密，分析清楚。就以“中和原理”而论，人人都要遵守尽其在我的规则，才能做出成绩。我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，总想尽可能译得使读者知之、好之、乐之。但是一般只能使人知之，有时能够使人好之，很难使人乐之。这和冯先生说的“不能完全遵守规则”，基本是一致的。形式逻辑说甲是甲，等于说规则就要完全遵守，文学翻译就要使人乐之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。辩证法说甲包含非甲，这等于说实际上人不能完全遵守规则，文学翻译不能字字使人乐之，总有部分只能使人知之或者好之。“知易行难”说的是道德修养，知道什么是“中和原理”并不难，要做到事事合乎“中和原理”却不容易。“行易知难”说的却是技术才能，如果你知道了制造飞机的技术，动手制造就不困难，“知”需要工程师的设计，“行”却只需要技术工人的劳动。“知易行难”指德，“行易知难”指才，两者范畴不同。经过逻辑分析，就清楚了。年8月8日，冯先生在昆中北院讲《生活的意义》。我没有听到开头的部分，不知道“意义”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，只好把听到的部分记下来：“意义”不是目的，有人以为生活的意义是指生活的目的。如果凡事都有一个目的，本身只是手段的话，那么世界上的事都成了手段。我们应该说，有些事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。哪些事呢？凡是自然的事，如猪生草长，都是无目的的；人为的事如吃饭吃药才是手段。所以如果以为意义就是目的，那生活是没有目的的。“意义”的第二个意义是了解。了解越多，意义越大。如一只狗听见讲演，一点也不了解，所以也就毫无意义。一个无知的人听讲演比狗了解多一点，意义也就大一点。一个大学生听讲演了解得更多，意义也就更大了。但了解不同，意义也就不同。如地质学家游山，只见山是什么地质结构，历史学家游山，却记得这山是古战场。这样说来，意义不是主观的吗？其实不然。因为实际上山是某种地质结构，是做过古战场，并不是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臆造出来的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此之谓也。冯先生谈到了解和意义的关系，说了解越多，意义越大；了解不同，意义不同。这话我深有体会。如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中有两句：“金蟾啮锁烧香入，玉虎牵丝汲井回。”伦敦大学格雷厄姆教授对这两句诗的译文大致是：“一只金蛤蟆咬着锁，开锁烧香吧；一只玉虎拉着井绳，打上井水逃走吧。”译文说明英国教授对诗毫无了解，所以译文毫无意义。他不知道金蛤蟆是唐代富贵人家大门上的门环，咬住锁表示晚上锁门了，烧香是唐代人的风俗习惯，早晚烧香祈天敬神；玉虎是水井辘轳上的装饰品，“牵丝”是拉起井绳的意思，“汲井”就是打起井水，唐代人的风俗习惯是天一亮就打井水，以备一天之用。“入”和“回”的主语都是省略了的“我”字。所以中国人的译文是：“天晚烧香锁门的时候，诗人进门了；早晨拉井绳打水的时候，诗人回家了。”中国人了解比英国人多得多，所以意义也大得多。但是诗人进门做什么？为什么一早就回家了？原来诗中“烧香”的“香”和“相”字同音，“牵丝”的“丝”又和“思”字同音，“香”和“丝”就暗示“相思”，隐射诗人和富贵人家的女性互相思念，诗人等天黑了再偷进富贵人家的大门，来和女主角幽会的，因为怕人发现，所以天一亮就赶快溜走了。这样了解更深一层，诗的意义也就大得多了。这可以说明了解越多，意义越大。年6月11日，冯先生在昆中北院讲《哲学与诗》。那时我在美国志愿空军机要秘书室任英文翻译，被派回联大来听讲，再回秘书室作传达。现将讲话摘抄如下：宇宙间的东西，有些是可以感觉的，有些是不能感觉而只能思议的，有些是既不能感觉又不能思议的。如“宇宙”就是不可思议的，自然你可以去思议，但你所思议的宇宙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宇宙。不能感觉而能思议的如“理”“性”等。诗就写可以感觉的东西，但却在里面显示出不可感觉的，甚至不可思议的东西。诗的含蕴越多越好，满纸“美”呀“爱”呀，叫人读起来一点也不美，也不可爱，这是“下乘”；写“美”写“爱”也使读者觉得美，觉得可爱，那是“中乘”；不写“美”“爱”“愁”等字，却使读者感到美、爱、愁，才是“上乘”。诗的意义越模糊越好，如屈原的《离骚》，你可以说是写香草美人，也可以说是写忠君爱国，使人得到的意义越多越好。诗要模糊可用“比”“兴”，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。哲学却不同，一句话就是一个意思，而且要清楚，否则，哲学就失败了。冯先生讲哲学和诗的分别，真是言简意赅，一针见血。回头看看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，正是用可以感觉的“金蟾”“烧香”，“玉虎”“汲井”，来写含蕴在内的幽会。诗中没有一个“美”字或“爱”字，却可以使读者感到诗人对情人的爱，他们爱情的美。但是英国格雷厄姆教授根本不了解这首意义模糊的朦胧诗，译得牛头不对马嘴。由此可见了解哲学和诗的分别，对译者和评者是多么重要。关于冯先生的评诗理论，我在答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时，举李白诗句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”的三种英译文作了说明。“彩云”可以译成：1.coloredclouds，2.rainbowclouds，3.crownedwithclouds.第一种译文说是“有颜色的云”，虽然不错，但不能引起“彩云”给人的美感，是说美而不美的例子，这是“下乘”。第二种译文说是“彩虹般的云”，这就是用“比”的方法，使人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云霞，这是说美而美的例子，可算“中乘”。第三种译文根本没用“彩”字，把它说成“戴着云霞的皇冠”，运用的是暗喻的方法，不露声色地把云比作皇冠，而皇冠是金碧辉煌、五彩斑斓的，所以不说“彩”而“彩”自见，这是不说美而美的例子，可算是“上乘”。这也暗合了冯先生的理论。年9月，冯先生作了《论风流》的讲演，由中文系罗常培教授作开场白。罗先生开玩笑说：“冯友兰先生要讲《论风流》，不知道是他的胡子比闻一多先生的风流呢，还是他说话结结巴巴的风流？”闻先生在年抗日战争开始时留胡子，并且发誓不到抗战胜利不剃刮，但是他的头发还是很整洁的。而冯先生则不但胡子长，头发也乱蓬蓬。有个哲学系的同学甚至写了一张大字报说：如果人人都像冯先生这样，那昆明的理发店都要关门了。冯先生说话虽然结巴，但是思想却非常清晰，分析非常细致，表达非常简明，能够深入浅出，风格犹如静水流深。闻一多先生的风格却如疾风暴雨，带有雷霆万钧之力。两人的风格流派大不相同。冯先生的《论风流》已收入《三松堂学术文集》，这里就不摘录了。从这些讲演中，可以感到联大当年的学术风气。怀念萧乾先生六十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到萧乾先生的时间是年5月28日，地点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东楼二层的一个教室。那时，萧乾从滇缅公路采访回来，经过昆明到香港去。他的小说《梦之谷》刚出版。联大高原文艺社得到消息，立刻请他来作报告，他只同意开个座谈会。谈到创作和模仿的关系，我记下了他的一句名言：“用典好比擦火柴，一擦冒光，再擦就不亮了。”谈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，他说：“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张地图，它代替不了旅行。我嘛，我要采访人生。”那时，他只有二十九岁，已经在“梦之谷”里，滇缅路上，对人生进行过采访。我呢，我才十八岁，还在学“画地图”。但他这两句话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后来我“画地图”，总要问问是不是可以用于“旅行”；学习理论，总要看看能不能用于实践。尤其是关于翻译的理论，对于那些只会制造新名词，用新瓶子装旧酒，说起来叫人听不懂，一译起来叫人啃不动的理论家，我只敬而远之。像萧乾采访人生一样，我也采访了前人的文学译著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，提出了解决中英、中法互译问题的理论。即使是典故和成语的问题，我也不肯只按“地图”走路，而是脚踏实地，看看成语是不是也像火柴一样，一擦冒光，再擦不亮？如果成语运用得当，就像打火机一样，不管再擦三擦，都会冒出火光，那我就按萧乾这位“未带地图的旅人”给我指出的道路走。因为他说得对：“地图不能代替旅行，然而在人生这段旅程中，还是有一张地图的好。”不过，在我看来，如果地图不符合实际的地形，那么，应该修改的不是地形，而是地图。萧乾在《珍珠米·答辞》（）中说：“创作家是对人间纸张最不吝啬的消费者，而诗人恰是这些消费者中间顶慷慨的。像一位阔佬，除去住宅他还要占一个宽大空白的花园，这自然会引人妒忌。但是许多场合，这位主人是应享有那片空白的，因为他的内容毕竟来得更精密深湛，使读者首肯那空白不是浪费。在那上面，诗人留下了无色的画，无声的音乐。然而倘若一首诗连着排下去用分行隔开，在意象、气韵上并没有什么差别时，霸占一座花园别人哪肯服气？”又说：“每逢看到那种除了分行和押韵之外，在辞藻意境上同散文没什么区别的诗时，我就益发难以容忍。”这些真知灼见在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。后来我把中国诗词译成英文、法文，都要问自己：译文中是否看得见无色的画，听得见无声的音乐？例如我译《诗经·采薇》中的名句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看到前人把“依依”译成softlysway（微微摇摆），把“霏霏”译成flyupward（飞扬），总觉得“在辞藻意境上同散文没什么区别”。所以自己动手的时候，就把“依依”理解为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，恰好“垂柳”的英文是weepingwillow，法文是saulepleureur，都有流泪的意思，我就把“依依”英译为shedtear，法译为enpleurs。至于“霏霏”，我的英译全句是Snowbendsthebough（大雪压弯了树枝），来象征被战争压弯了腰肢的士兵；法译却利用岑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吟雪的名句，译成Laneigeenfleurs。这样，译文可以使人看到士兵战后回家的形象，听到无声的音乐。我这种再创的译文得到了一些好评，也受到了一些责难，主要是说我不忠实于原文。我却认为忠实并不等于形似，更重要的是神似。年《英语世界》社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，我和萧乾面谈过译诗的问题，他说我的成绩很大，没有浪费那些“空白”，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年7月，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举办了一次“外国文学中译学术研讨会”，邀请萧乾和我参加。我们都只作了书面发言，萧乾的发言题是《文学翻译琐谈》，我的题目是《文学翻译何去何从？》。萧乾在《琐谈》中说：“我有时用温度来区别翻译。最冷的莫如契约性质的文字……文学翻译则是热的，而译诗是热度尤其高的。这里的‘热’指的当然是情感。科技翻译只能——也只准许照字面译，而文学翻译倘若限于字面，那就非砸锅不可。我认为衡量文学翻译的标准首先是看对原作在感情（而不是在字面）上忠不忠实，能不能把字里行间的（例如语气）译出来。”“一个译者（指的当然是好译者）拿起笔来也只能揣摩原作的艺术意图，在脑中构想出原作的形象和意境，经过‘再创作’，然后用另一种文字来表达。”萧乾的发言形象生动，我在发言中更用具体的事例来和萧乾的理论相印证。例如王之涣的名句：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有人认为“千里”一定要译成九百九十九加一里，才算忠实，这就是不知道翻译的冷热。如果是科技翻译，一千自然不能译成九百九；但是文学翻译，这首诗《登鹳雀楼》的前两句是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而太阳距离鹳雀楼只有一千里吗？更上一层楼，看得见千里外的黄河入海处吗？所以如果译成athousandli，在字面上是忠实的，但并不忠实于原诗的内容；如果译出了诗人登高望远的心情，字面上也许不忠实，却译出了原作的艺术意图，反倒是表达了原诗的意境。有人又要说：登高望远不是散文吗？不错，但原诗“欲穷千里目”（望远）和“更上一层楼”（登高）对仗工整，“楼”字又和“流”字押韵，可以使人看到无形的画，听到无声的音乐。所以“登高”可以英译成agreaterheight，望远，可以译成agrandersight，这样，译文既有双声，又有叠韵，还有对仗，就可以传达原诗人的感情了。我和萧乾只见过三次面，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，第二次在散文和诗的问题上，第三次在翻译的问题上，他都给了我很多启发。现在萧乾离开了我们，但他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出了鲜艳的花朵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钱锺书先生和我如果说闻一多先生讲唐诗是世无第二人，那么，钱锺书先生贯通古今中外的才学，不但是前无古人，就是以后恐怕也难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的。《不一样的记忆》中有一篇对我的采访，题目是《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》，里面有不少的问题，现在我来再谈一谈。钱锺书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：一是他读书求学时，才智过人；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，妙语惊人；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，嘉勉后人。首先，他考清华大学，国文和英文得最高分，数学却不及格。这给我的启发是：人有所长，必有所短，不能面面俱到。因此我上大学时，喜欢的课程就好好学，不感兴趣的就敷衍了事，不想做梅贻琦校长要求我们做的通才。钱锺书上课时不大听讲，考试成绩常是全班第一。这点我只学到他的缺点，却学不到他的优点。例如我听中国通史时，雷海宗先生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年代数字，滚瓜烂熟，使同学们赞不绝口；但他讲的史实很少超越我在中学时代学过的知识，所以我听时心不在焉，而考试成绩也只及格而已。但是也有例外，上法国文学史时，全班同学都选了法文，只有我选的是俄文，结果考试时，学俄文的居然胜过了全班学法文的，这就使我洋洋得意，自以为学到了钱锺书的九牛一毛。其实，清华才子，后来当了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说过：“锺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，过目不忘，真是照相机一般的记忆。”所以不但他的同学，就是他的老师，也无不对他刮目相看。据说他在清华毕业时，学校希望他升研究院，他却说道西洋文学系没有一个教授能做他的导师。老师和同学都这样看他，后生小子怎能望其项背呢？《不一样的记忆》页上说：钱锺书“这种品质，反映在文字里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”。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妙，因此，记者采访我时问道：“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‘叶公超太懒，吴宓太笨，陈福田太俗’之论，杨绛先生、李赋宁先生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。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个学生，您怎么看待这句话？”我当时回答说：“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警句。”杨振宁说过：“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往往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起来，而我看这个公式也可以算是一个警句。”冯友兰谈到金岳霖时说：“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；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。”冯先生化复杂为简单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善于运用警句，这正是中国哲学的长处。例如他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概括为“礼乐”二字，又把“礼”简单总结为“模仿自然外在的秩序”，把“乐”简单总结为“模仿自然内在的和谐”。这些都可以说是警句。这些警句对我很有帮助，后来我用英文解释“礼乐”的时候，就用了dutyandbeauty两个词。而妙语如珠正是钱锺书的拿手好戏，我看对叶吴陈三人的评论可以算是妙语。记者问到杨绛先生等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，我却说有无此事我不敢肯定或否定，因为说有易，说无难。但我觉得这话像是钱先生的口气，评论也不无道理。其实他不但是对教师，就是对当时的世界文豪，批评起来也是一针见血，毫不容情的。例如他说：“萧伯纳的伎俩，是袭取新出的学说，生吞活剥地硬塞到自己的作品里去，借以欺世盗名；威尔斯则总抱着几个老调弹个不休。”（《不一样的记忆》页）即使对他的父亲和父执章士钊，也是实话实说：“章文差能尽俗，未入流品；胡适妄言唱于前，先君妄语和于后，推重失实，流布丹青。”（《不一样的记忆》页）所以在我看来，与其考证对叶吴陈的评语是否出之于他的口，不如研究这三句话是否言之有理。第一句话，叶公超是不是太懒？他的学生季羡林说：“他几乎从不讲解。”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：“我猜他不怎么备课。”他的同事柳无忌说：“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，三校合并，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，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，那是由于公超（系主任）的让教授各自为学，无为而治的政策——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。”我还记得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，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，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，他却动也不动，看也不看一眼，字也不签一个，只是盖个图章而已，真是够懒的了。那么，钱锺书会不会说他的老师“懒”呢？《不一样的记忆》页记下了他的一段话：“我在《围城》中所笑的，是模仿《荒原》体的劣诗，并不是《荒原》本身。像30年代的卞之琳、戴望舒等诗人介绍了法国象征派的诗，40年代的乔治·叶（即叶公超）介绍了Eliot（艾略特）和伍尔芙夫人等人，一时在中国很起了一阵激动，我在《围城》里所写的，就是这样拙劣的歪诗人。”既然他能说叶公超是“拙劣的歪诗人”，那说他“懒”还是客气的了。第二句话，吴宓是不是太笨？《吴宓日记》年5月29日说：“我是一个奇特的人，不可以常情测的。我的性情是热烈而真诚，其缺点是急躁而笨拙。”吴宓先生自己承认“笨拙”，这恐怕不是谦虚吧！就以刚才谈到的选课而论，吴先生站着而叶先生坐着，我还以为他是系主任的助手呢！如果一个代表清华，一个代表北大，那也应该平起平坐呀！如以年龄而论，吴先生比叶先生大十岁，那更应该是他坐着。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？这恐怕只能解释为“笨拙”。后来读了《吴宓日记》，更觉得吴先生未免太笨了。《吴宓日记》年7月15日：“晨，办杂务。11：00晤叶公超，殊为郁愤。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5室，与超及金岳霖同居。而超必俟彼去后，始许宓迁入。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。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30个，以供其家用，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。论价值，远不相抵。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，不我与。”“超之所为，对宓既失信，又嫁祸，且图利焉。宓平日对超极厚。至于请宴，更不知若干次。超每于群众中，把臂附耳，外示与宓亲厚，宓完全在其掌握……又命宓与叶柽、杨西昆同为超治家具，于其迎妻子归抵昆明之日，烹茶热水以俟，俾一到可以喂小孩乳。”这样看来，吴宓为叶公超买家具，买汽油箱，烧开水，热牛奶，不但是系主任的助手，简直是家中的用人了。吴宓宴请叶公超不计其数，但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这不是笨到家了吗！钱锺书是如何评论吴宓的呢？他在一篇英文文章中说：“Mr.WuMispageantofableedingheart,hisinclinationtowashoccasionallyhisdirtylineninpublic,hissenseofbeingagrandin
